姚式，字子敬，号筠庵，《吴兴备志》引《成化湖州府志》言其为归安人，据《嘉泰吴兴县志》所载，归安本属乌程，太平兴国七年（982），以乌程县境广而将乌程分为乌程、归安两县，乌程东南十五乡以及湖州城东南部皆归属归安。《浙江通志》称钱选为乌程人，则姚式与钱选二人，一居湖州东南，一居湖州西北。

关于姚式生年，文献无确载，只能从零星记载中推算，邓文原为高克恭所作《故大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言^[1]：

文中说高克恭“自刑部白之都堂”，以秋官的身份荐贤，则知其举荐姚式时在刑部任上，此时姚式已年过半百。据行状，高克恭在大德八年（1304）任刑部侍郎，后升刑部尚书、除大名路总管。任大名路总管时，元武宗尚在渊潜，并未登基，则从刑部尚书卸职转任大名路总管的时间当在至大元年（武宗登基，1308）之前^[3]。则高克恭在刑部任职的时间范围当在大德八年（1304）至至大元年（1308）之间，按此时姚式五十余岁上推，则姚式生年当在淳祐六年（1246）至宝祐六年（1258）之间。另外，赵孟頫在《送吴幼清南还序》^[4]中排列吴兴师友，后世所谓的“吴兴八俊”中除牟应龙以及赵孟頫本人外的六人均在其中，六人中首列钱选，尾列姚式、陈康祖，排列的顺序应该与赵孟頫跋王羲之《思想帖》〔图一〕中所列相似，皆以年齿先后为序，所以在“八俊”中，姚式年龄较小。

〔图一〕 元赵孟頫跋 《思想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郁冈斋墨妙帖》 卷六

姚式家世以及早年经历史籍失载。在赵孟頫十多岁（后文详考）的时候，姚式与赵孟頫结识为友。《吴兴备志》卷一二载“姚式⋯⋯学于敖继公”^[5]，赵孟頫在《和姚子敬韵》中亦有“同学故人”^[6]之句，可知姚式早年曾跟随吴兴硕儒敖继公学习经义，与赵孟頫为同学，但《宋元学案》在敖继公下仅列有倪渊、赵孟頫二人，而未载姚式，《闽中理学渊源考》言及敖继公弟子亦仅提及赵、倪二人。关于赵孟頫从学敖继公的时间，据其行状、神道碑所载，元朝统一后，赵孟頫依从母亲的督促发奋学习，“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7]。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陆秀夫与少帝投海，赵孟頫此时二十多岁，则两人成为同学当在结识之后。

二人经学方面的老师敖继公，字君善，为吴兴宿儒，在《宋元学案》中名列《艮斋学案》之下，其学术思想受艮斋学派“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8]的影响，其学专注于礼乐，尤长于三礼，重义理，敢于质疑前人经注，其所作《仪礼集说》十七卷，结合前人笺注，“条分缕晰，抉摘异同”，对于不合经义的疏注则删削断以己意。从此书自序中“其于初学之士，未必无小补云”等语，不难见其事功之心。赵孟頫继其学，于“律吕之学，得不传之妙”，治《尚书》，质疑伪经，作《书古今文集注》，开启后世将今古文《尚书》分编的传统，可见其治学方法以及对于事功的态度都受其师影响。从其师友来看，姚式的学术思想以及对待事功的态度大体应与敖继公、赵孟頫类似，应该也是“不仅仅讲义理，而更重视经世致用”^[9]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之后敖继公与姚式、倪渊师徒三人受高克恭推举出仕元朝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姚式在与赵孟頫成为同门之后，同师友敖继公、赵孟頫等人游于吴兴，对此，赵孟頫写道：“吾乡有敖君善者，吾师也。曰钱选舜举、曰萧和子中、曰张复亨刚父、曰陈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陈康祖无逸，吾友也。吾处吾乡，从数子者游。”^[10]但诸师友闲居里中、交游度日的生活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随着赵孟頫出仕而被打破。

关于姚式对赵孟頫出仕的评价，四库馆臣在《松雪斋集》提要中言：“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故不谐于物论。观其《和姚子敬韵》诗，有‘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句，是晚年亦不免于自悔。”^[11]但事实上，且不论当时是否真的有此般的物论，从姚式、赵孟頫的老师敖继公的仕元经历上看，即便有如此物论，姚式也肯定不会参与到其中的。关于敖继公，《闵中理学渊源考》载^[12]：

敖继公早年任“定成尉”，“定成”当即定城，在北宋为淮南西路光州州治所在，位于淮水的上游，南宋建立时此处为宋金交界，宋元之际此地更是早已沦为战场，故而敖继公的定城尉当与赵孟頫的真州司户参军一样，都是无法到任的。赵孟頫在宋考中国子监，敖继公在宋中进士，但二人皆未出仕，到了元朝受举荐才任官。赵孟頫出仕在前，敖继公出仕在后，两人在宋以及仕元的经历极其类似，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但他们对于南宋政治的认识以及对于元朝的态度应该是相同的。敖继公以进士身份对策，却因与贾似道不和而归乡未仕，其对于南宋政治的腐败是有切身经历的。姚式与敖、赵，一为师徒，一为同门朋友，其思想大体上应该也是相近的，赵孟頫反思南宋历史的名句“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13]，就是与姚式唱和而作，很难想象志不同道不合的两人之间会有如此内容的对话。此外敖继公在被高克恭推举为官时，姚式与倪渊亦被推举为官，虽未见文献记载姚式在南宋是否有一官半职，但姚式若真的忠节于宋，批评赵孟頫仕元，自己怎么又会随着老师同门一齐出仕元朝呢？当时对于受推举的敖继公、姚式、倪渊、邓文原、郑康祖五人，时人有“五俊”之谓，对“五俊”以及推举“五俊”的高克恭时人皆大加赞扬，此事甚至成为高克恭在江南儒林的主要功绩，被邓文原写在高克恭的行状里，倪渊的墓志铭以及碑铭中也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若当时针对这些人仕元真的存在物议，怎会如此？所以无论是从姚式的思想还是就姚式出仕元朝一事来看，把他简单的归入“由宋入元之遗民”^[14]是不合适的。清代陈衍在《元诗纪事》中把姚式列于周密、钱选、牟巘等“宋遗老”之外，或已有所考量。

赵孟頫出仕之后，姚式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后有迁居敷山之举。敷山位于吴兴西四十余里，姚式邻居曹元将此处田地买下赠予姚式以成全其隐居的愿望。至元二十七年，姚式在杭州碰到戴表元为其讲述此事，戴表元为之作《敷山记》，记中言：“将有结驷千乘，兼金束带，问于敷山之下，是吴兴之荣。”^[15]从中可以窥见当时舆论对于赵孟頫以及日后姚式等人出仕的真实态度，亦可见姚式隐居敷山，并不是要老死敷山。

关于姚式出山的时间，杨维桢在代欧阳玄为倪渊所作的《有元文静先生倪公墓碑铭》中言：“玄闻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时，荐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继翁、邓公文原、陈公康祖、倪公渊、姚公式。”^[16]黄溍在《承务郎杭州路富阳县尹致仕倪公墓志铭》进一步明确高克恭举荐五人时的官职：“高公克恭⋯⋯及为南台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邓公文原、陈公康祖、姚公式与公五人并荐于朝。”^[17]据高克恭行状，高克恭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的时间为大德元年（1297）至大德三年（1299），则姚式受推举出仕的时间也应该在此时。

姚式出仕后所任官职，《吴兴备志》言：“浙西平章高彦敬荐式与邓文原、陈康祖、倪渊皆为儒官。”^[18]杨维桢为倪渊所作墓碑铭载：“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时，推天下士五人⋯⋯邓公官至法从，敖与姚卒官文学，倪公晚始以县大夫引荐。”^[19]《御选元诗·姓名爵里》称：“姚式，字子敬，号筠庵，以荐为校官。”^[20]查诸家诗文，龚璛有《姚筠庵之越教题云山图送之》^[21]诗，赵孟頫有《送姚子敬教授绍兴》^[22]诗，牟巘在《陵阳集》之《跋汤徽猷昌言录》中言：“因余友越教姚式示以此录，敬观感慨，以所闻识于后云。”^[23]所谓“越教”、“教授绍兴”，即绍兴路儒学教授，与前引文献中所谓“儒官”、“官文学”、“校官”吻合，文献中不见有关姚式一生中曾任其他官职的具体记载，且邓文原在《祭姚子敬文》^[24]中“一官陆沉，赍志莫伸”之语，则姚式一生中当仅有绍兴路儒学教授一职。所以，龚璛、赵孟頫二诗，应该就是为了姚式这次到任而作。赵诗中言与姚式“结交三十年”，大德初，赵孟頫四十余岁，三十年前十余岁时与同乡姚式结交，也在情理之中。龚、赵二诗之外，牟巘亦有名为《送姚子敬》^[25]的送别诗一首，诗中言：“士也得所归，至穷亦云遇。⋯⋯一从鹗表飞，诸公共称许。”当也是为姚式为官上任而作。

〔图二〕 （传） 元赵孟頫 《致子敬教授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元人诗翰》一册，其中有赵孟頫《致子敬教授札》〔图二〕一页，录文如下：

此帖书法点画用笔不类赵书，但据信札整体面貌，尤其是帖文的内容，似应有所本。信中仲深是赵孟頫与姚式同学倪渊的字，目前未见倪渊与龚璛交往的直接记载，故据此推测此信的上款“子敬教授”应为姚式姚子敬而非龚璛龚子敬。据前文，姚式在大德元年（1279）至大德三年（1299）之后任绍兴路儒学教授，则此信当写于大德元年至大德三年之后。据行状、墓志铭记载，倪渊大德元年至大德三年期间与姚式等五人一起受高克恭推举，任杭州路儒学教授，大德六年（1302）高克恭任职吏部之后不久，倪渊调任湖州路儒学教授未上。而赵孟頫在大德三年至至大二年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则姚式、倪渊、赵孟頫一门三人在大德三年至大德六年之间皆在江浙行省的儒学系统内任官。作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的长官，赵孟頫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管理行省内儒学教育以及儒官迁转之事，信中涉及的文书很可能就与儒学提举司有关。综合以上，此信的原本应写在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六年（1302）三人皆在江浙儒学任官之时，其内容是赵孟頫、倪渊、姚式一门三人交往的直接证据。

此次出仕之后，文献中就鲜见姚式为官的记载了，当是没过多久就离官了。其五十余岁时，还被高克恭感叹“贫且年逾五十”，并且试图再次推举姚式，无奈并未成功。《研北杂志》记载，赵孟頫曾赞“子敬天姿高爽，相见令人怒，不见令人思”^[26]，又曾经作诗说姚式“风流如晋人”，“白眼视四海”；邓文原在《祭姚子敬文》中亦说姚式“早驰英茂，凌厉无群”，“藐视云浮，不见戚欣”，“子加悻直，我无怒嗔”。仕途上的不得意，或者与姚式这种相对孤高、耿直、狷介的性格有关。但这或许也正是高克恭看重姚式的一点。

高、姚两人在姚式尚未出山时就已经结识，高克恭在南方时，姚式一直追随左右，吴师道在《礼部集》中讲：“房山高尚书与吴兴姚先生⋯⋯宜夫二人者之相得为深也。某于高公声迹不相及，子敬则问东西州。”^[27]两人的友情伴随了高克恭的后半生，高克恭一生中两次举荐姚式，对姚式有知遇之恩，姚式亦不忘高克恭恩遇，以其教诲砥砺前行，高克恭行状载：“子敬言，一日公（高克恭）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子敬每诵斯语，交相儆励，期不负公知。”^[28]

《存复斋续集》中收录了朱德润为徽太古所藏郭天锡画卷所作跋，称：“皇庆中，仆因受学于霅川姚子敬先生，先生谓艺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画事。适彦敬高侯至，见仆弄翰，语先生曰，子画亦有成，先生勿止之。由是日新月染，不觉堕于艺成。”^[29]按姚式卒于延祐年间（后文详考），此段应是高、姚二人交往的最后记载，而且通过此跋还可以知道，朱德润曾经就学于姚式。但据行状高克恭亡于至大三年（1310）九月四日，故而上述对话是绝对不会发生在皇庆年间的，或者是《存复斋续集》误记了时间。而姚式的弟子，除朱德润存疑外，还有陆继善一人可以明确。在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陆继善《摹兰亭序》册后其自题〔图三〕言：“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先生、文敏赵公，闻双勾填廓之法。”陆继善摹《兰亭》五本，其双勾填廓之法，就是从姚式与赵孟頫处学来的^[30]。

〔图三〕 元陆继善 《摹兰亭序》 册自题

姚式辞官隐居敷山，来往于湖州、苏州等地，晚年最终卒于敷山，并且葬在敷山。姚式的卒年，一如其生年，无法考证至确切的某一年。吴师道《礼部集》卷一八《题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记姚式亡故^[31]：

文中提到的明仲，为赵孟頫兄赵孟頖之子赵由宸，姚式与赵氏一门的交往，除孟頫、孟籲（见后文）外，已经延续到子侄一代。文中讲，泰定初年，姚式已亡故七年，泰定共五年（1324－1328），上推七年，则姚式当亡于延祐四年（1317）到至治元年（1321）之间。

此外，赵孟頫于大德癸卯（七年，1303）二月廿五日曾为袁易作《袁安卧雪图》，此图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32]等书，后有姚式、赵孟籲等多人题跋，赵孟籲于卷后题有两跋，第二跋言：“向吾友姚子敬持是图索题，回首十六年，通甫、子敬皆为古人，展卷为叹息。子俊。”而赵孟籲第一跋书于赵孟頫作画之后一年的二月廿五日，即大德八年（1304），再向后推十六年，则赵孟籲第二跋当书于延祐七年（1320），其时姚式已经亡故。综合以上，则姚式的卒年当在延祐四年（1317）至延祐七年（1320）之间。

姚式作为宋元之际的士人，在元初的士林中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其一生的经历，与周密、赵孟頫、高克恭、戴表元、邓文原等元代士林的核心人物皆有所交叉。通过对其生平、书迹等相关问题的考察，可以从侧面窥见宋元之际的士风与士气，更可对备受关注的赵孟頫出仕等问题加深了解。通过对姚式现存书迹题跋的考证，可以厘清相关作品涉及到的流传、鉴藏的具体问题，对宋元之际的艺术史、鉴藏史研究或有所补益。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故宫博物院王连起先生、朱传荣女士、赵国英女士、汪亓先生的帮助，故宫博物院博士后郭怀宇提供部分图版，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

（责任编辑：盛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