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公  廉慎治国 ---大唐开元盛世名相姚崇

刘育章

  说起盛世，不能不说开元盛世，这是古代强盛朝代里的最繁荣时期，至今仍为后人乐道。开创盛世，离不开英明的君主，但是更离不开治国之能臣.大唐开元盛世名相姚崇，为后人称道，被赞誉为千古良相。

   姚崇，中国最著名的宰相之一，虽然先后三次罢官或被贬职，但因其公正廉明，每当政局动荡、国势衰微，朝廷就请他复出治国安邦，人称“救时宰相”。他与后来守法持正的宋璟相辅共治，并称“姚宋”，与唐朝另一对杰出搭档“房杜”一起，赢得了唐朝四大贤相的美名。

姚崇其人

    姚崇（651—721年），原名元崇，字元之，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改名。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一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三居相位，并多次出任地方长官，是唐朝前期的一位名臣。姚崇死后，唐宪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追赠为太子太保。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姚崇出生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一个武将之家，他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高祖姚宣业曾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武帝最为倚重。曾祖姚安仁曾仕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590—662年），字善意，隋末为陕州硖石县令，后佐唐创业有功，因受人嫉妒而遭贬退，唐武德四年（621年）后，率全家隐居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高宗即位后，又被起用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嶲州（今四川西昌市越西东北）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姚崇十二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泽外婆家。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姚崇继承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数十年坚持不懈的锻炼，他炼就了强健的体魄、有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

      后来，有一个人使姚崇改变了不喜欢读书的习惯。此人名叫张憬藏，长社（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相学家。据姚崇63岁时回忆，就在他“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整日陶醉于呼鹰逐兔之乐时，遇到了张憬藏，劝说他“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

     在张憬藏的鼓励和指点下，姚崇改变了整日“呼鹰逐兔”的习惯，“尔来折节读书”，从此姚崇的命运开始了新的转折。经过几年的努力，姚崇学业大进，成为东都洛阳一带闻名的饱学之士。    

  姚崇参加科举，考中进士，步入政坛。他入朝论政，答对如流，且下笔成章，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四品官)，后连续升迁，成为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道：“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则称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还赞扬他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开元盛世说姚崇

    姚崇的治国理政功绩，历代难以企及。

   （一）“为政以公”而“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

    姚崇不但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亲身参与并领略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唐中宗由于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进入仕途后，他以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治国方略。

    一是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张为政者要象持秤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秤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

    二是倡导官员勤政。姚崇批评了当时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要求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指出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

    姚崇尽心国政，三朝为相。武则天提拔他做了兵部侍郎，圣历元年(698年)被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则天之后，睿宗即位，姚崇再次被任命为宰相。玄宗登基又任命他为宰相。

     玄宗初年，他作为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吏治，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据史书记载：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由于儿子死了，便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因而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三是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认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现象。要求为官者要清正廉洁，要“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

    四是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出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

     五是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姚崇说到做到，他一生以身作则，生活俭朴，清廉自持。他虽然三次为相，但是没有为自己建造府第，长期租住在罔极寺中。由于离皇宫太远，上朝不方便，玄宗为方便咨询，命他迁入“四方馆”。因“四方馆”馆舍豪华富丽，姚崇便拒绝入住，辞谢说：“四方馆藏有图书资料，不是病人所居，谢陛下隆恩，我不能特殊。”玄宗劝他：“开四方馆是便于官员查找各地资料，为的是国家利益。请你来住，也是为国家嘛！我恨不能你住进宫来！”姚崇这才搬进四方馆。

    姚崇一生保持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开元九年姚崇病卒。当时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盈满，因此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反对厚葬，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说自己一生知止、知足，并写了一篇《遗令戒子孙文》，在文中，提倡薄葬。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注意保持晚节，也传为佳话。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在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社会风气，为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以天下为己任、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27岁中举后，因才干出众，公元696年，担任夏官郎中（正五品上阶）。其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并连连击败了武则天派去的围剿大军。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各地告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神都洛阳，夏官衙门成了战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忙，这使主管此事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序，史称：“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女皇武则天惊奇地发现了姚崇的超群才干，破格提拔他做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

   姚崇得到重用后，更加勤勉用事。他充分发挥参谋中枢的作用，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在做了宰相后，姚崇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一生宦途曲折，三次遭贬，但是他正气永存，信念不移。 

    （三）善应变、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作为政治家，他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唯以国家兴盛、黎民冷暖为重，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夏官侍郎姚崇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积极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了不足2000人，“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真正算上大手笔的，要算姚崇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执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重振贞观之风，在任命姚崇为宰相时，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政事改革建议。这十条建议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可谓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

     同时，姚崇又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中宗以来八年政局动荡不安的局面，为大唐赢得了近50年的太平光景。

   （四）、以人为本、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姚崇灭蝗”便是例证。据史书记载：开元3年（715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

     但是姚崇清楚，如果听任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但是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为此，姚崇查阅史料，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提出切实可行“焚埋”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发去牒文批评他：“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埋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 二年后，灭蝗成效显著。

     姚崇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当他看到自武则天起，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淘汰僧人12000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

    （五）处世圆滑，为人权谲

     作为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改革家，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韧不拔，政绩可观，这是很难得的，但在涉及他人品的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即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相传，姚崇为相时，与张说不合，两人经常暗地角力。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

     姚崇当上宰相，张说害怕姚崇报复，十分恐慌，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唐玄宗最恨官员结党营私，于是便把张说贬为相州刺史。

    据说为了防止张说迫害其后代，姚崇临死时，告诫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碑文。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的反应比我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姚崇诸子按父亲所嘱办理，得到了张说所撰写的碑文，并使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与洛阳

     洛阳作为大唐的东都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姚崇从少年时起，就受河洛地区壮丽山川及浓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受荟萃于洛阳的英贤俊才的影响、感染，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下笔成章，走入仕途，而大展宏图。

    （一）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

     姚崇少年时生活在洛阳，龙门石窟现存有姚崇兄妹为其母刘氏所造的石窟，今称极南洞。洞外南壁刻有浮雕的双龙盘首造像碑，高164公分，宽70公分。该碑风蚀残损严重。现存文十八行，计二百余字。清陆心源主编的《全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其残碑碑文，称其为《都督长沙姚意（懿）妻造像记》。碑文记载：“（夫人）者，嶲州、幽州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懿）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字）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可知，姚崇之父姚懿于“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就经营了位于洛阳龙门“（伊）阙南之别业”，全家人定居于此。故而，在洛阳万安山出土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郡墓志》记载道：“君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以官北徙，今为河南洛阳人也。”张说为姚崇撰写的《姚崇神道碑》中也载道：“公讳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由此可知，姚崇从这时起，就随其父母生活在洛阳了。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李弘病死于东都。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非常悲伤，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并在洛州缑氏县景山（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为之选定寝陵地址，名曰恭陵。由于姚崇出身名门，仪表堂堂，风华正茂，被人举荐作了李弘的孝敬挽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盛大、肃穆、悲壮的葬礼。

   （二）洛阳是姚崇暂露头角、施展才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地方

     仪凤二年（677年），高宗皇帝李治在长安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姚崇以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成了天子门生，被朝廷授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参军（从七品），外放做了地方官。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姚崇从郑州（今河南郑州市）司仓参军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官品为从六品上阶，其职责是裁决狱讼，判定量刑之轻重。

    在神都洛阳，姚崇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是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姚崇以母老多病，多次向女皇请求辞职养母。武则天非常理解姚崇的孝心，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仅过了二十多天，又下诏以“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安可暂缺”为由，重新召他回朝担任夏官尚书。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神都洛阳。一场以诛杀女皇男宠“二张”、逼武则天退位、复兴唐室大业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首的正是姚崇赴灵武前推荐而进职宰相的张柬之等五大臣。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攻克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劝女皇退位。二十五日，中宗李显即位于通天宫。姚崇因有功，任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赐食邑二百户。

     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众官喜庆雀跃，拜见武则天，只是略尽其礼。惟独姚崇见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时，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他的“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虽获罪，实所甘心。”令人寻味。

   （三）姚崇在洛阳还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

    天授年间，他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的事实，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告诫人们“多言多失”，要“三缄其口”。他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    

《全唐诗》收录姚崇诗六首，除《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以外，在洛阳吟咏的还有《故洛阳城侍宴应制》和《春日洛阳城侍宴》两首。

   （四）晚年居住洛阳慈惠坊里

    姚崇年老罢相，常居洛阳慈惠坊私邸，这是姚崇于天授年后在洛阳做京官时所置。他“优游园沼，放浪形骸。”自感“人生一代，斯亦足矣！”

    据阎文儒、阎万均所著《两京城防考补》云：慈惠坊在洛水南“长夏门之东第二街”从南至北之第六坊。（《河南志》引《韦述记》曰：此坊半以北，即洛水之横堤。）慈惠坊有“紫微令姚崇宅。银沙滩。”（在今洛阳市安乐聂湾附近）。

    遵从姚崇的意见，他的九个孙子和五个侄孙都以“门”字加其他笔画的字命名。姚崇逝世一百多年后，到五代孙姚勖时，姚家尚合族而居。

    姚崇墓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姚崇葬于东都洛阳万安山之南其母彭城郡夫人刘氏墓之侧，即今天的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姚崇陵墓，该地亦是姚崇家族大茔。此地埋葬的姚氏家族成员著名的还有姚崇的夫人沛国夫人刘氏、郑国夫人郑氏；长子光禄少卿姚彝（唐碑尚存）、二子坊州刺史姚异、三子尚书左丞姚弈及玄孙谏议大夫姚勖。墓园面积约三四亩地。走进墓园，映入眼帘的是姚如学题写的“姚公祠”三个大字，两旁是“一身忠智三朝辅相铸盛世，十卷文章千年遗教泽国人”的对联，姚公的塑像端坐在纪念祠的正中间，两旁是描写姚公生平的十幅碑画。

    墓园除姚崇大墓外，两旁分别是后世立的大唐故·唐封彭城郡一品夫人姚母墓碑铭和历代修缮姚崇墓的功德碑、建议碑。目前守护姚崇墓的是范仲淹的后人。

     纵观姚崇一生，他不但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导“为政以公”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伟大实践家；不但是一个善应变成务的伟大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人民将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