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史记》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11、《史记》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史诗型文学名著，一向被学者列为最能代表历史文化的要籍。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永济仅隔一条黄河），其一生大抵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之所以能成就《史记》，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家世和家庭使然。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是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谙悉历史，在学术上也很有报负，早有修著一部史书的打算，但未能如愿。后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司马谈握住儿子的手，哭泣着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父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父职，当即开始搜集材料，作写作史书的准备。司马迁曾参加过订历，有历法方面的知识；平时关注社会的经济活动，留心人类的宗教行为；在政治上，见解独到；语言上训练有素；且有父亲留下的和国家文史馆的大量资料。

二是青壮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不但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在青壮年时代大的漫游就有三次。第一次漫游时在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借漫游之际，饱览名山大川，访问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足迹所至，遍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必须指出的是，在湖南境内，司马迁把考察重点放在了汉元鼎六年所建的零陵郡境内的九嶷山。舜帝是司马迁最为崇拜的帝王，在《尚书》与《山海经》以及《五帝德》、《世本》等史籍中，司马迁知道了舜帝崩葬于九嶷山。但是，治学严谨的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相信“眼见为实”，因此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到了湘水与潇水的源头九嶷山。在九嶷山玉琯岩，司马迁亲眼得见了气势宏阔的舜帝陵庙，亲眼得见了民间祭祀不断，昼夜红烛高照香火缭绕的情景。同时，司马迁走访官方民间，与当地长老们交谈，对祭祀舜帝的历史都作了调查。他把调查到的生动的传说故事、民间的歌谣俚语、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历年祭舜的盛况，抚慰感化三苗的情景，一一作了详细记载。第二次，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长途跋涉中，收集了大量资料；第三次，其父随汉武帝东巡病于洛阳。司马迁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重病的父亲，赶到山东复命。随汉武帝先东巡海上，而后封禅泰山，复至东海，沿海北上，经碣石山，至九原郡，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甘泉。这次出巡，司马迁对北部、东部作了实地考察。

三是遭李陵之祸。汉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而坦诚直言，惨受腐刑，从此怀抱孤愤，尚友古人，奋笔疾书。

公元前104年，离司马迁第一次漫游已经22年。他开始将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为书。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性完成的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而确立了高踞正史的首席地位。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共计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史记》的写作意图如司马迁所概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思想。

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求实的史学家，他以孔子作《春秋》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为了反映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司马迁在全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追根索踪，不放过任何有关五帝的资料。所幸后来在汉代石室金匮中发现了远古时候留下的谱牒和碟记。谱牒和碟记，是历代统治者的大事记，真实可靠，不容置疑。《五帝本纪》的写作，司马迁经过了近二十余年的考证，去伪存真，严谨判断，而后落笔结论。对于司马迁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也绝不含糊，即使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在《封禅书》里，他就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行为；《平淮书》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则揭露汉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婪无耻。

《史记》完全有资格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历史著作，它最为尊重历史事实，所以汉代的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它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剳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至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鲁迅则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虞舜的有关记载，既是取材于《尚书》、《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等史书，又经过了实地考察验证。司马迁撰史时“疑者阙之”，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神农以前吾不知矣。”因此，他就不写五帝以前关于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在《五帝本纪》中，他对黄帝的葬地记载得很简单，对颛顼、帝喾、尧帝的葬地没有记述，而对舜帝的崩葬之地及其崩葬在九嶷山的原因记述得十分详尽，界定得十分清楚，犹如石板上钉钉，毫不含糊，其原因就在于对于舜帝他亲自考察的结果与手里的史籍一一吻合。因而其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无懈可击，历经数千年来盖无异议。稍有不谐之音也会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