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姚崇的官员关系

看他的政治品格和政治追求

郭绍林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姚崇同一批官员关系不好，不是官员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性质。这批官员分作两类：一类是有政治投机行为的侥幸之徒及其依附人员；另一类是品质龌龊、政见歧异的人。姚崇参加过神龙元年的军事政变，但不是积极分子。从这次政变开始，八年间共出现四次军事政变。唐玄宗亲政之初，姚崇再次回到中央当宰相。他具有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正直耿介、坦坦荡荡的政治品格。他讨厌政治投机分子，反对阴谋政治，反对军事政变，追求施政的最佳模式，为开元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姚崇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逝世，享年72 岁。他在武则天时期步入仕途，做过地方官，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时期任过宰相。史书明确记载姚崇同一批官员关系不好，如果孤立看待个人，会得出官员之间私情恩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结论，如果归类分析这批官员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则会得出另外的认识。实际上这批官员分作两类，一类是有政治投机行为的侥幸之徒，包括附丽于他们的人，另一类是个人品质有毛病、政治见解不同的人。

关于第一类人，史书记载的有张说、刘幽求、锺绍京、魏知古、赵彦昭、李邕六个人。

先来看看张说的政治投机行为。《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记载：开元元年（713），紫微令（中书令）张说“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姚崇为什么要把张说排挤出朝廷呢？此前，张说有两件政治投机的事。一件事发生在武则天晚年，当时李唐正统派官员同武则天势力的矛盾加剧，而且公开化。长安三年（703），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举报当过太子（唐中宗）属官的宰相、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谋议：“天子老矣，当挟太子为耐久朋。”[1] 张说时为凤阁舍人（中书舍人），答应出面作证。武则天大怒，召当事人殿前参对。李唐正统派官员纷纷对张说做思想工作。凤阁舍人宋璟告诫张说“不可党邪陷正”。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引孔子话给张说打气：“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幾以自己修史吓唬张说：“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而二张已经对张说“赂以美官”。两种力量都在拉拢张说，他的向背会对事态的进展带来严重的影响。他无疑分析了政治力量的消长，权衡了利弊，因而对武则天说：“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二张失望，揭发道：“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这是个厉害的罪名，意味着正统派不仅会像伊尹放太甲那样把武则天废掉，而且会像周公摄政那样，把太子作为当今的周成王，推出来当傀儡，而自行国政。张说辩解道：“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武则天盛怒不解，认为张说是“反覆小人”，连同魏元忠一并贬斥于岭南。[2] 这一回合的真相当时已搞不清楚，今天更是难乎其难。流传下来的史书，系依据刘知幾、魏元忠、张说等人所修实录、国史而编纂。《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载：张说修史，见《则天实录》纪录宋璟告诫自己证魏元忠事，明明知道是著作郎吴兢所撰，却故意当面旁敲侧击道：“刘五殊不相借（假借，宽容）！”吴兢当即声明是自己所撰，不可冤枉已故的刘知幾。在场的同僚都惊恐失色。张说不甘心，事后又“阴祈”吴兢“改数字”，但吴兢未同意。可以推想，张说会趁修史之便，尽最大可能做些手脚。因此，史书不可能留下有利于二张的记载。依照逻辑进行猜度，二张诬陷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多人给张说做工作，其中必有蹊跷。魏元忠居要职后，多次大起大落，险遭杀头，说明他政治上不够沉稳，说些冒失话并非不可能。二张为了找靠山长保富贵，曾经劝武则天立李显（唐中宗）为太子。二张和魏元忠对垒，不必有什么顾忌；但牵连而冒犯太子，则与劝立太子的初衷相违，自乱阵法难免自贻伊戚，何苦无中生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一件事发生在唐玄宗政治地位尚未稳固的时期，张说启发他谋杀在其父唐睿宗朝廷里掌实权的姑母太平公主，以固位夺权。景云二年（711），唐睿宗说：“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说：“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张说这个建议符合正规程序，姚崇同意，说：“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3] 唐睿宗采纳，使得时为太子的唐玄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扩大了权力。第二年，太平公主引同伙萧至忠、崔湜等人为宰相，取消张说的实权，派往东都洛阳。临行之际，张说“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4] 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以太平公主集团企图明日以羽林军入宫作乱为理由，率先动手，杀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把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员贬斥出朝。唐睿宗退位，唐玄宗全面掌权，张说被征回长安，拜中书令。张说建议“先事讨之”，那时太平公主一伙尚未动手，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一定先动手，就鼓动唐玄宗以非正规手段清剿政敌，这与当初姚崇所赞同的那个正规建议不是一个路数。这两件事表明张说是个惯于投机的侥幸之徒，姚崇看得一清二楚，为了稳定政局，为了树立良好政治榜样，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人留在朝廷中。

再来看刘幽求的情况。《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记载：开元元年，刘幽求不再担任宰相，担任闲职太子少保。“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现在考察一下此前刘幽求的政治活动。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五人组织军事政变，杀掉二张，没有杀诸武代表武三思。刘幽求曾鼓动军事政变组织者桓彦範、敬晖在政变之后补一个程序——杀掉武三思，说：“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随后的两次军事政变，刘幽求都是重要的谋士、定策人和行动者。唐中宗、唐睿宗兄弟，都曾在母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时期被立为傀儡皇帝。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再次称帝。景云元年（711）六月，韦皇后伙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唐中宗，准备临朝称制，把时为相王的唐睿宗看做政治障碍。唐玄宗是相王的第三子，时为藩王，准备发动军事政变，杀掉韦后集团。唐玄宗和太平公主密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唐玄宗“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锺绍京又率丁匠百馀以从”。[5] 政变军人攻入宫中，杀掉韦后和安乐公主。唐睿宗继位，唐玄宗立为太子。刘幽求对这次军事政变所起的作用，从职务那么低而排名那么靠前来分析，他应该是主谋，因而得到的好处非常大，从一个从九品下的县尉升为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参知机务，食实封二百户。两年后唐玄宗发动军事政变剿灭太平公主集团，刘幽求是积极鼓动者。“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暐请以羽林兵诛之。”他让张暐密奏唐玄宗，说：“唯请急杀此贼。刘幽求已共臣作定谋计讫，愿以身正此事，赴死如归。臣既职典禁兵，若奉殿下命，当即除翦。”[6] 政变成功，刘幽求当上左丞相（尚书左仆射），兼任黄门监（门下省侍中）。于此可见，刘幽求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事政变分子。

第三位锺绍京，《旧唐书》卷九十七《锺绍京传》说：他任户部尚书，转迁太子詹事。“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锺绍京是唐玄宗诛杀韦皇后那次军事政变的重要参加者，从上面所引史书的排名可以看出。他当时在长安任皇家宫苑总监，不仅掌管禁苑中的马匹、物资、劳动人手，而且掌管宫苑的门岗，负责出入放行。这次军事政变中，唐玄宗率领政变武装力量，就是从锺绍京把守的宫苑南面进入城中，向宫城挺进的。锺绍京同时率领户奴、丁夫一百多人参与战斗。政变成功的当夜，锺绍京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第二天进拜中书令，封越国公，赐实封五百户，赐物二千段、马十匹。

第四位魏知古，《旧唐书》卷九十八《魏知古传》记载：开元初年，魏知古历任黄门监、紫微令（中书令），唐玄宗“屡有顾问，恩意甚厚”。“姚崇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太平公主密谋作乱，是魏知古告发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说：“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部署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率领羽林兵开赴武德殿杀害唐玄宗，其同伙宰相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在南牙举兵配合。《旧唐书·魏知古传》说魏知古是惟一的举报人：“窦怀贞等将谋逆也，知古独密奏其事。”政变结束后，唐玄宗赐魏知古实封二百户、绢帛五百段。后来唐玄宗觉得赏赐不够多，亲自书写敕令表彰魏知古，并增加封户，说：“魏知古去年七月已前，屡申启沃，每竭忠诚，奸臣有谋，预奏其兆。事君之节，良有可嘉，可更赐实封一百户。”

第五位赵彦昭，《旧唐书》卷九十二《赵彦昭传》说：“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唐中宗让赵彦昭充当使者一路护送。他担心失去宰相实权，暗中托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密奏换人代替自己。他假托女巫赵五娘是自己的姑姑，自己化装成女人前去拜访，赵五娘以左道干政，使他升迁官职。他还谋划过诛杀太平公主的军事政变：“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封耿国公。”

第六位李邕，他不是军事政变分子，但同军事政变分子关系密切。《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文艺传中·李邕传》记载：李邕在朝中任左拾遗，“五王诛（张柬之等五个军事政变组织者被杀被贬），坐善张柬之，出为南和令，贬富州司户参军事”。唐玄宗初即位，“召为户部郎中”。黄门侍郎张廷珪和权臣姜皎提请李邕任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险躁，左迁括州司马”。

关于第二类人，史书记载只有张鷟。《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张薦传》，说其祖父张鷟“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姚崇甚薄之”。《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张薦传》说张鷟“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

张鷟如何“不持士行”、“傥荡无检”，看看他写的《朝野佥载》一书就知道了。在他笔下，人物林林总总，其中虽有对坏人坏事的揭露、鞭挞，但也不乏对当时人的肆意侮辱、随意编派。涉及姚崇的说法一共有四条，两条是对姚崇进行人身攻击。该书卷四说“姚元崇长大行急”，被说成是“赶蛇鹳鹊”。姚崇身材魁梧，行动利索，也该嘲笑？卷六说宰相源乾曜移动政事堂的床具，姚崇看见，十分忿恨，吓得源乾曜下拜谢罪。唐玄宗听说后，停了源乾曜的职务。“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亦罢，此其验也。”姚崇能顶住巨大的阻力，破除天人感应说法的禁锢，坚持消灭蝗虫；把太庙朽坏解释为年代久远，建筑材料腐烂所致，不是警告唐玄宗服丧期未满因而不宜巡幸东都的“天意”。这样一位一向反对迷信的人，能迷信挪动政事堂中坐具的位置就会导致宰相下台的说法吗？那清洁工扫地到坐具跟前该怎么办，坐具的新旧更换该怎么办？

另外两条涉及政治事件。《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条《考异》引《朝野佥载》遗文说：“紫微舍人倪若水赃至八百贯，因诸王内宴，姚元崇讽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为上言之？’诸王入，众共救之，遂释，一无所问。主书赵诲受蕃饷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钱，元崇宣敕处死。后有降，崇乃批曰：‘别敕处死者，决一百，配流。’大理决赵诲一百不死，夜，遣给使缢杀之。”司马光不相信张鷟的说法，编纂《资治通鉴》时不取姚崇劝诸王在唐玄宗面前为倪若水美言营救事。张鷟说倪若水贪赃数额巨大，如果真是这样，岂是姚崇能一手遮天的？《旧唐书》把倪若水写入卷一百八十五下《良吏传》中，他的仕途一直顺利。《旧唐书》系依据唐代国史、实录而编撰成书，可见倪若水在唐代名声不错。《资治通鉴》也不取张鷟所说姚崇迫害致死赵诲事，依据《旧唐书·姚崇传》写成相反的情节：“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璟自代。”

开元四年，关东地区闹特大蝗灾。百姓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睁睁地看着蝗虫吃庄稼苗，而不敢捕捉。姚崇主张人工灭蝗，唐玄宗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捕杀蝗虫事宜。汴州刺史倪若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因而拒不奉命。姚崇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无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于是用姚崇构想的焚瘗法，捕杀蝗虫十四万石，投入汴渠流走者不可胜计。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姚崇回答道：“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7] 在姚崇的坚持下，捕杀蝗虫进展顺利，使国家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四载《朝野佥载》遗文，张鷟对姚崇灭蝗大肆攻击，说：“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螽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刑政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鸟如鹳，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元崇失燮理之道矣。”张鷟这里说灭蝗若干，可得到同等数量粮食的奖励，恐怕是他自己制定的国家政策。唐太宗吃蝗虫，《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这样记载：“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四月条这样记载：“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张鷟却加油添醋，杜撰了百万鹳鸟为唐太宗精神所感而飞来吃尽蝗虫的情节。这是为了攻击姚崇当宰相失职，没有调理好天人阴阳的关系，导致蝗灾。

张鷟擅长写作，文采斑斓，生动传神，但若故意违背事实，肆意渲染，那便不仅仅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更是“巧言令色鲜矣仁”[9]了。那么，姚崇讨厌、鄙薄张鷟，是由于张鷟为人龌龊，品行不端，阻挠、攻击自己施政。不独姚崇一人如此，如上引两《唐书》所述，当时的“正人”“端士”都讨厌、鄙薄张鷟，不和他来往。

姚崇既然讨厌军事政变分子，他一定与军事政变无染，与这批人迥然不同，然而不是这样，他参与了张柬之的军事政变活动。张柬之由地方官入首都洛阳当宰相，是由于狄仁傑和姚崇的推荐。《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记载：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姚崇调任灵武军，赴宁夏之前，武则天让他举荐宰相人选，他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武则天任用张柬之为宰相，“及诛张易之兄弟，柬之首谋其事”。姚崇当时不可能会想到张柬之以后会发动推翻武则天统治的军事政变。狄仁傑的推荐，作用更大，五位军事政变组织者，他一共举荐了三位。《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傑传》记载：狄仁傑“引拔桓彦範、敬晖”；还对武则天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武则天召拜张柬之任洛州司马、秋官侍郎（刑部侍郎），狄仁傑认为都不是自己的原意，“臣荐之为相”。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当宰相。狄仁傑力谏武则天再次将儿子唐中宗立为太子，从流放地房陵召回洛阳，为张柬之发动拥立唐中宗复辟的军事政变做出必不可少的铺垫。“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傑之推荐也。”

军事政变发生在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禁军将领敬晖、桓彦範、司刑少卿袁恕己五人牵头，伙同唐中宗，率领禁军五百余人攻入皇宫，杀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这时武则天已经八十一岁，病倒数月，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局面。她信任二张，知道他们是自己的政治力量，保住他们，自己才不至于落到舐糠及米的下场。所以，官员们举报二张作威作福，她不予追究；社会上流传二张企图谋反篡权的传单，她根本不相信、不理睬。政变禁军杀掉二张，她彻底被架空。她正卧病迎仙宫，被禁军团团包围。她惊起，问道：“乱者谁邪？”政变者答道：“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她白了太子一眼，嘲讽道：“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範步步为营，说：“太子安得更归！……愿陛下传位太子。”[10] 很显然，军事政变是李唐正统派官员的政治投机活动，以清除武则天羽翼的方式逼迫她把国家政权交给唐中宗，政变成功，这批政治投机者捞到政治资本，加官晋爵，就成了必然的事。军事政变的目标很清晰，不需要触动诸武势力，甚至可以联袂行动。军事政变的风险最小，成功把握最大。二张没有自己的政治集团，没有纠集力量从事谋反，从随即受二张牵连而遭贬的人来看，全是些辞人学士，如杜审言、刘允济、刘宪、宋之问、阎朝隐、王无竞等等，他们是武则天责成二张组织编纂书籍才凑到一起的。二张也不掌握军权，没有去勾结军将或拉拢权臣。对付二张实在太容易了，朱敬则曾对敬晖说：“公若假太子令，举北军诛易之兄弟，两飞骑力耳。”[11]

姚崇和二张曾经有矛盾。张易之在老家定州设置一所佛寺，请求将京城大德僧十人调到自己的佛寺中，僧众不愿意去，提出上诉。姚崇时任春官尚书（礼部尚书），管理佛教事务，同意僧众的意见。张易之坚持自己的意见，姚崇不听，张易之谗言加害，姚崇改任司仆卿，接着便离开洛阳，充任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的军事政变，姚崇恰好从宁夏回到洛阳，遂参与政变谋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他只能站在军事政变者一方。政变结束后，武则天被移居上阳宫，百官王公“皆欣跃称庆”，姚崇“独呜咽流涕”。桓彦範、张柬之对他说：“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回答道：“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12] 没多久，他离开洛阳，出任亳州刺史、常州刺史。

这次军事政变给予武则天的打击极大，使她病情恶化，精神崩溃。《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考异》引《统记》说：武则天平常“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她被幽禁在上阳宫后，没兴致再化妆打扮，“形容羸悴”。唐中宗来问安，看见母亲这副模样，不禁大惊失色。武则天哭道：“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唐中宗“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十个月后，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去世。武则天说的是实话，母子之间政权的平稳交接、武周李唐朝代的和平过渡，因“五贼贪功”而打乱了秩序。即从李唐正统派的政治目标来看，这次军事政变也是不必要的。这位耄耋老妪病倒数月，已经被她立为太子的儿子从她那里接过政权来，不过是指日可待的事。只是平稳过渡的话，政治投机家们便没有立功邀赏的机会，所以才要寻找机会、利用机会，甚至制造机会，动用非常规手段达到目的。姚崇在政治亮相的关键时刻，一番哭泣、诉说，应该真是“情发于衷”。这表明他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为参与这次军事政变感到有些懊悔，自己是被动的、消极的另类。因此，当那五位军事政变组织者弹冠相庆，沉浸在投机成功的喜悦中，被封为显赫的郡王爵位的时候，姚崇却没有趁机得势，反倒到外地当州刺史去了。元人胡三省评论姚崇的哭泣诉说，认为：“此姚元之所以为多智也。”[13] 胡三省认为政治斗争激烈、残酷、多变，五位郡王随即被杀被贬，姚崇看得远，以这种表态拒绝了参与军事政变分得更多好处，离开了政治中心，躲开了矛盾，得以平安无事。现在分析起来，如果姚崇有这个人生智慧，那也只是就小者而言，大者应该是他的政治追求。

现在再展开唐代历史的长卷，来分析神龙元年军事政变的地位。唐朝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在唐朝成立后的第九个年份——武德九年（626），时为秦王的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哥哥、弟弟，当上太子，逼迫父皇交权，自己当上皇帝。神龙元年军事政变距离第一次军事政变，相隔七十九年。自从神龙政变发生，便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八年间又出现三次军事政变，非常规手段反倒成了常规手段。神龙元年政变过后两年半，神龙三年七月，鉴于韦后想效法武则天执掌朝政，皇太子李重俊在长安发动军事政变，动用三百多士兵，一路打杀，杀死韦后死党武三思等人，追杀韦后、安乐公主等人。政变失败，韦后逼迫唐中宗杀掉太子，并以追查同谋为借口，企图加害相王李旦（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兄妹。又过了四年，景云元年六月，爆发了上述唐玄宗诛杀韦后集团的军事政变。又过了两年，先天二年七月，爆发了上述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集团的军事政变。

唐玄宗通过两次军事政变，终于坐到了龙椅上，同这批患难与共的政治投机家们关系密切。在以皇帝独立身份行使统治之初的先天元年（712），有人提醒唐玄宗：“彼王琚、麻嗣宗，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14] 唐玄宗于是开始冷淡疏远这些投机分子。

姚崇在神龙元年军事政变后出任地方州刺史，避免了张柬之等五位郡王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保住了性命，保全了名声，这为他再次回到中央担任宰相提供了保障。唐玄宗亲政之初，励精图治，疏远“谲诡纵横之士”，访求“纯朴经术之士”，姚崇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宰相。在当时的体制下，国家机构正常运作，法律正常实施，赏罚分明，用人公正，就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姚崇作为历史转变关头的政治家，无疑要考虑八年动乱后国家怎样才能迅速恢复正常政治生活，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动乱，任用什么样的人从事政治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他同一些官员关系不好，就不能用古代官员私情恩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认识模式来看待，其间存在着是非曲直，姚崇代表正面的一方，代表国家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参加过神龙元年的军事政变，但不是积极分子，甚至和那些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也没有通过军事政变分到多少好处。他和后来的三次政变毫无关系。他自己虽曾有过参与军事政变的经历，但不必因此羞羞答答，理不直气不壮；为了使国家的政治进入正当轨道，他照样有资格公开表示讨厌政治投机分子，反对阴谋政治，反对军事政变。这样做，是在追求施政的最佳模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归纳为这样的结论：姚崇的政治品格很优秀，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正直耿介，坦坦荡荡。姚崇的政治追求很正当，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可选的方案。姚崇为实现这个政治追求付出了努力，取得了成果，为开元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贡献。

注释：

[1]《旧唐书》卷七十八《二张传》，第27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第6564-65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第6663页。

   [4]《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1页。

   [5]《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166页。

   [6]《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第3040-3041页。

   [7]《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第3024-3025页。

   [8]《老子》第八十一章，第19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9]《论语·学而》，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七，第6580-6581页。

   [11]《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传》，第4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第3022-3023页。

   [13]《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八神龙元年二月条胡三省注，第6584页。

   [14]《旧唐书》卷一百零六《王琚传》，第3251页。

郭绍林，1946年出生，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住宅电话：0379-65515818

电子信箱：guoshaolin @126.com

通讯地址：471022，河南洛阳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