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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城记忆第四期
许多人都知道槐仙商厦和古槐街,却不知道商厦和街道的名字源于三棵老槐树,更不知道,这三棵老槐树承载着两个家族的故事。现在,这三棵树已经被列入市级保护范围,成了市区的一道风景。然而,它们所历经的历史风云却被尘封起来。现在,让我们走近老槐树,听听它们伴着主人一起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姚家的护树往事
“元末明初,水旱蝗疫频仍,凡四十载……吾祖朋贵手植幼槐于院中,历494载,此济源第一槐,名扬晋豫……”这是姚天立为大槐树写的碑文。为大槐树立块碑,是姚天立多年来的心愿。
姚家老槐树矗立于宣化街槐仙商厦旁,被一圈白色围栏护着。因为围栏内地方有限,姚天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立碑位置。在他看来,大槐树浸着祖上的血汗,承载着家族的兴衰史。
在姚氏家谱中,赫然有一段关于大槐树的记载。这段话把人们带到了600多年前的动荡岁月。
元朝末年连年战争,加上持续40多年的灾荒,致使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明太祖朱元璋着手实施了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姚氏先祖姚朋贵带着妻子徐氏及3个儿子在移民大潮的裹挟下,从山西省平阳府太平县来到济源城隍庙对面的舞楼街安家落户。为了不忘祖根,姚朋贵亲手在新居的院内栽了一棵槐树。这棵树历经494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不料,兵灾人祸再次降临,姚家人和老槐树在这场灾难中都未能幸免。
据载,1867年12月,北方农民起义军——捻军西路军首领张宗禹率部由陕北东渡黄河,经运城、垣曲进入济源,一路上攻无不克。捻军把济源县城围得如铁桶一般,与守城的清军展开激战,一直打了七天七夜。官民被围困在城中,吃喝都成了问题。清军以补充军需为由多次向姚家摊派粮款,均被姚法舜拒绝。官府派衙役10多人前来强征,并要连根刨掉大槐树以充粮款。为了保护大槐树,姚法舜拼命上前阻拦,惨遭毒打,却无法挽回大槐树被砍的命运,之后含恨而死。他的儿子随后在原址又栽下了一棵槐树。
姚家还有一物,与槐树齐名,乃其祖传膏药。姚家家谱上记载的姚法舜护树的文字中,提到其家的金字招牌“姚家祥瑞堂祖传万应膏药老店”就一直挂在大槐树上。在姚天立的侄子姚景龙家,记者见到了姚家人精心保存下来的老招贴广告和包膏药用的标签。标签上面用红泥印着“槐树为记”。看着100多年前的标签,姚氏一族都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我们家这棵树以前非常有名,西安、武汉、上海都有人知道它,晋东南、豫西北知道它的人就更多了。以前外地人来买膏药,都是先找到老槐树再找到我们家的。”姚景龙的哥哥姚景兴说。过去西医还没有发展起来,人们有病除了口服中药外,就靠贴膏药治病。如今,姚景兴家早已搬离了大槐树,住在西街水果市场西边,但仍有人到大槐树附近打听,摸到他家讨膏药。
“山西的马帮过来,十几头骡子拉着铁货,换粮食换药,经常来我们药铺。这棵老槐树,在山西可出名了。”姚天立说。
“这可不是胡说的,以前外地人可不是循着老槐树去他家买药的?前些年还有人到老槐树附近打听呢!”已经搬到西街新村的王小省曾和姚景兴家隔邻,“他家除了卖膏药,还做其他生意,有好多间门面房。土改时,一些门面房被分了。”
其实,早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姚家的房屋和院子就已经不由自家人做主了。“日本人占了济源城后,我随家人逃到了思礼竹园沟。先是日本人住进了我家的院子,然后是李更生、王同玉和张金彪先后把我家当成了‘司令部’,带着家属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这几个人当时都是济源的土匪头子,后来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无恶不作。“我堂姐长得漂亮,被张金彪看上了。”姚天立指着姚景龙说,“也就是小龙他姑,张金彪非要娶她当小老婆。我们家人都不愿意,张金彪就带人把她抢走了。我堂姐瞅空就逃,逃了几次都被抓了回去,最后一次被抓住后,被张金彪活埋了。解放以后,小龙他爸一直告状,要为姐姐申冤。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张金彪被枪决了。”
赶跑了日本人,汉奸们也夹着尾巴从姚家老院溜走了。等姚家人从城外再返回家时,看到家里被糟蹋得一塌糊涂。楼板被烧了,家具也被毁了。“我爷爷逃走时,把布匹、黄金都寄放在王柴庄他的同学家。回去要时,他同学说东西被土匪给抢了。后来听王柴庄的人说,那家人并没有遭抢。所有的家产都没了,爷爷就白手起家。后来,他的那个同学进城,都不敢从我家门前过。说起这些,爷爷就教我‘明伦理,顾廉耻,习勤俭,守法度’。这是我们家的祖训,钱没了可以再挣,但不能干坏良心的事。”姚景兴的儿子姚志强说。
提起这些,姚天立又回忆起一件往事。“一个山西人卖了铁货以后到我们家买药。他走了以后,我四姐看到地上有一个粗布手帕,打开一看,手帕里卷着厚厚的一沓钱。小龙他爹让我四姐收好手帕,在药铺等着。果真,那人走到西关才发现钱不见了,找到药铺时脸色都变了,话也说不成,看着我们家人拿出手帕和钱,只是一个劲地作揖。”
等世道慢慢安稳下来,姚家人的布匹、染料、膏药生意重新开张,生活又慢慢好了起来。老树也似乎得到了滋润,长得更加枝繁叶茂。“一到夏天,遮得满院阴凉,老槐树把整个院子和房子都给挡住了。” 姚景龙说。解放前后,这个院子的前面一直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离树不远的地方有口井,常常天不明就有人拍门讨水喝。闹饥荒的年份,讨水的和讨饭的排起了长龙。“那时候的人真遭罪啊!”姚景龙摇着头说,“做生意也操心。烙个烧饼,得一个人烙,几个人看着,一不留神,烧饼就被要饭的抢走了。”
“有人看上了这棵树和院子,要买下来。我三奶说,就是用元宝把院子铺满我们也不会卖。守着这个院子,子孙们就算烙馍也能养活自己。”姚天立说。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姚天立在外上学,饿得受不了,就偷偷跑了回来。但是,家里也没有粮食吃,全家人都饿着。轵城赵村的几个人找到他家,围着大槐树量了又量,比了又比,出3000元高价想买下这棵树。“赵村人做耧,槐木耧最好,他们是看上这棵树的木头了。我父亲说,别说3000元,就是给3万元我们也不卖。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卖树就是卖祖宗!”姚天立说。
顽强的王家老槐树
已是初冬,万木凋零,但西街水果市场西门不远的两棵老槐树稍上依然挂着泛黄的叶子。离树不远处,几个人在烧火取暖。“这两棵树可耐活呢,年年人都说不中了不中了,来年春天又恶恶地长起来了。”60多岁的李昌军说。老槐树对于住在这一片的人来说,和老街坊一样亲切。
“这树被炸伤过,要是不伤的话,只怕比宣化大街的那棵老槐树还要粗些——别看这树低,地面底下还埋着1米多高的树干呢。可惜了,受过大伤呢。”透过火盆中红红的火焰,李昌军回忆起了那个战乱的年代。
日本人的飞机第一次过来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许多人还说呢——“飞机会下蛋”,大家都仰着脸看稀奇,好家伙,一丢下来,人都知道厉害了。以后一听飞机响,人都赶紧躲,但树不能躲开炸弹,两棵树都被炸毁了。
“这树是老王家的,想了解再细点,你找他们家人去。”顺着路人的指点,记者敲开了王位青的家门。
82岁的王位青眉发皆白,面色红润,身体硬朗。“这棵树是我奶奶嫁过来时带的。”他说。
以前,这两棵老槐树北面是一个四合院,院子前面有片空地,空地上是1米多的深沟。王位青奶奶的娘家人懂风水,嫁姑娘时请人在沟边栽了两棵槐树,又运来许多土,把树南面的沟给填了舞台大一块平地。这一整治,院前一下子宽敞了许多,眼前也清亮了好些。“算一下,这树也有一百六七十年了吧!”王位青说。
“日本人来以前,这树就长好大了,夏天时一片好阴凉,街坊邻居都喜欢端着碗到这里吃饭、乘凉。以前的街也窄,树枝把好长一段路都遮严了——两棵树中间的阴凉不断。”王位青的妻子冯秀芝说。过去济源城也是一个热闹处,沁阳、孟州、温县的人都拉车来济源运煤、拉石头,商丘的一些拉脚人也爱在这里歇脚,都是贪这片阴凉。每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大家都习惯性地往树下跑——可能是觉得树枝可以挡住飞机,车多,挤不到树下的车能排到胡同外面,把这一条街都占严了。一个姓王的老婆婆,以前住在西面的圪沱边上,可能是觉得不安全,就到槐树附近一户人家的灶火房住了下来,听到飞机响就背着铺盖往外跑,跑到了大街上,又想起一件衣服忘了拿。等她再取了衣服跑出来,飞机正好过去,可能是看到树下的车多,就专往这树下丢炸弹,结果,那个老婆婆当场被炸死了。
“听说连头都给炸掉了,飞机过了,人们才发现她的脑壳挂在东边的大槐树上。”王位青的儿子王建国说。
大槐树浓密的树枝不但成了人们借以庇护的保护伞,也成了日本人的轰炸对象。
“那时丢炸弹是常事,人们三天两头得找地方躲炸弹。有一次,日本人把飞机丢到了我们的院子里。”王位青和王建国到大槐树下比画着,距槐树北不远,曾是他们家的四合院。“我妈正在上房屋里,其他人躲在街屋的床下面,我在外面往南城墙的防空洞跑,眼见飞机过来,就势在路边的小河沟里趴下了。结果,飞机就在我身边没多远炸了,那弹坑里都炸出了水,掀起来的土把我埋了起来。飞机过去以后,有人路过,就把我从土堆里拉了出来。回家一看,家里的东西厢房都被炸毁了,上房屋的墙都斜了——幸亏是立架房,房子没倒。人都没事,家里的牲口拴在东厢房边上,居然就剩那面墙没倒,牲口也没事。”王位青说。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老槐树好多树枝都受了重伤,树的主干下面也被炸出了大洞。“下雨的时候,我就用泥把树洞糊糊,拾点碎砖把树洞给挡挡,不想让它沤了。”冯秀芝说。
树的重要性不仅是精神上的,在特殊的年代,也是物质上的。在王建国看来,这棵树也是家里的一员,是他的长辈和伙伴,曾帮助他度过艰苦的童年。他说:“我上学那会儿,家里正困难,每次开学就得交几块钱,另外买一本作业本也得6分钱——大人辛苦干一天活才能挣3毛钱。到槐米长成时,我就上到树上,小心翼翼地摘下槐米——怕把树枝给压折了,很远的枝也不敢拽。摘下的槐米晒干了,1斤能卖3毛钱。出门就是收药材的地方,我摘了槐米卖,也够我上学的费用了。那些没摘到的槐米开了花,到秋天结成果落下来,我妈就给扫回来晒干——这是槐豆,也是药材。家里熬汤时,大人也会在低处的树枝上捋几把叶子放到锅里去,既顶粮食又好吃。”
对老槐树情深意切的王建国曾因为保护老槐树和人吵过架。“西街整体规划的时候,西面那棵树正好在两条路的交叉口旁——既在东西路上,又在南北路边,有人嫌树碍事,想要砍掉,我一听就急了——北京搞建设还保护古树呢,这树谁也不能砍!他们见我急了,也没办法,树就留下来了。嘿,路修好了,这条南北路竟起名叫‘古槐街’,这两棵老树也成了景儿了。”1997年,王建国家在新划的宅基地上盖房子,一个枯树枝有些碍事,王建国不得已,只好锯了它。下锯拉了没几下,只听“刺啦刺啦”的刺耳声,一看,树枝里还包着炸弹皮。“这树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都说‘千楸万柏,搁不往老槐树歇一歇’,估计它们再活几百年也不成问题。”摸着老槐树受过伤的枝丫,王建国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古槐见证城市变迁
去姚景龙家需经过人民商场旁的一条胡同,老济源人都叫它“尿骚胡同”。胡同对面曾有一座城隍庙,占地一二十亩,是当时城里最大的一座庙。
“听老人们说,这城隍庙以前香火很旺,庙会时非常热闹,日本人把庙给炸了以后,这里就成了空院子。后来,杨凤仙、郭桃花从洛阳来到济源,组了个济源新生剧社,就是后来的济源豫剧团。她们的戏好,名气也大,红了以后就在城隍庙里卖票唱戏,一天两场。来看戏的人你不知道多成啥——那时候没有公共厕所,人都跑到胡同里方便,气味很不好闻——这胡同名就是这么来的。那郭桃花还寄在我三奶名下当干女儿,和我三奶可亲密了。城隍庙的对面是牌坊,牌坊往南是舞楼,在舞楼唱戏的时候,牌坊上面爬的都是人。”姚天立说。
“那个牌坊被毁太可惜了,上面雕的有龙有凤,非常好看。后来,城隍庙那儿又起了三层小楼——那是济源当时最高的楼,是邮电局的,人们打电话、发电报都在这儿。”姚景龙说。1964年以后,随着市区道路的拓宽及商场的建设,姚家的四合院和所有房屋一并被拆,从此姚家老槐树就从四合院里站到了宣化街上,成了城内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每到春节或家里添了人口,姚氏一族还有人到老槐树下烧香告诉一声,“树旺人旺,这树是我们姚家的根。”姚志强说。
说起建槐仙商厦,姚志强又想起一个故事。盖商厦时,克井有个姓齐的人在工地上看东西,夜里就睡在老槐树下。有天夜里很冷,他就捡了柴在树下烧火取暖,正躺着,一个穿白衣的女人飘到他身边说:“你这火离我太近,熏着我了。”听完,这人一个激灵起来,原来是一场梦。他赶紧找来水浇灭了火。第二天,姚天洪经过这里,这人拉着姚天洪一五一十地把那梦讲给他听,恰好姚家也常听人说这树上住着一个女的,穿白衣,自姚家拆了老院,常有人夜里到槐树下供些香火、水果。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倒是给保护老树做了活广告。别说没人轻易去动它,就算有人闻名来求些枝叶做药,也会辗转找到老姚家人,让他们先到老树跟前告诉一声,才敢动手折枝叶。
“来的人说,必须要槐树的枝叶入药才管用。这也不全是迷信,我们家的膏药里就有槐树枝、桃树枝、柳树枝……”姚志强拍拍他带过来的祖传秘方说。
这样的故事在南边的那两棵老槐树下同样上演着。“初一、十五常有人来烧香,起早的人还能捡到苹果、糖果和饼干。”李昌军说。
“以前到了夏天,我们常常睡在老槐树下。有一年,几个商丘的拉脚人图凉快,也到那儿睡。半夜的时候,几个人都睡不着,一睡下全身都说不出的难受,离了这地方马上就好。打那儿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到这儿睡了。正好街上有个老婆儿拽下树枝捋几把叶子熬汤喝,吃下就肚子不舒服。她赶紧带了香烛来烧,很快就好了。街上有刚学说话的小孩指着树上说上面有个老爷爷——恰巧以前就有人说这树上住着一位老汉,这么一传,就再也没有人敢来动树了。后来,看到有小孩爬上树玩,街上的大人们就会喊他们下来;有人来捋槐叶、折槐枝治病,都会找到家里来,放下点解利钱,让我们家里的人烧烧香。”王建国说。
他家的南边就是西街水果市场,以前那里是一片洼地,洼地南是城墙,王家老宅这块儿曾叫南草园。洼地比南草园低1米多,是百姓的菜地。后来,全市搞大建设,北边自不必说,除了槐仙商厦、淘宝城及周边繁华的服装市场和小吃市场外,南边也店铺林立、寸土寸金,四周有车水马龙的大街把这个地段连成了一片商业圈。每到周末,这里就车连车、人挨人,一派繁华的景象。除了老树枝上残存的弹片伤痕外,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几次从西街采访出来,四周都是一片灯火,让刚刚从历史里跳出来的记者顿生恍惚不知何处的感觉。路上想起姚景龙讲的一段历史:日本人占领济源城的几年间,城几乎成了空城,人们在济渎庙前自发聚成了一个市场——在城里,树尚且遭殃,更别说人了。战争年代,父子不能相保,夫妻不能团聚,地愁天惨,草木凄伤……在明亮的灯火下,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已经了无踪影,曾经的苦难也被人们淡忘了,只是不知道这三棵老树还记不记得历史的天空上曾经飘荡着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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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姚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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