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焕然:我和讲古缘分未尽 不收弟子怕误人前程

虽然姚焕然深爱讲古,但是他从未收过徒弟。

第二排右三位姚焕然,第二排左二为颜志图。

　　新快报记者 董芳 文/图

　　16岁入行,65岁二次出山,一介说书人历经起起落落

　　每个周二、四的清晨,家住广州西增路的姚焕然都要早早起身,吃碗面,抽根烟,然后悠悠然坐地铁去文化公园,看上去和任何一个71岁的老人家并无二致。但这位看似普通的白发老人,其实是广州仅存的三位讲古艺人之一。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惊堂木一拍,姚焕然便入了戏。整个人仿佛回到55年前,那一年他16岁,考进广州说书学会。

　　世事白云苍狗,但他对讲古的爱贯穿一生。多年前,他就忧心粤语讲古后继无人,却又怕误人前程而不愿收徒。人家叫他讲古艺术家,他道“不敢当”,自认就是一介小小讲古佬。他没有手机,不会上网,在历经讲古最辉煌和惨淡的时代之后 ,他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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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听古 科班出身

　　要学艺,最重要的是什么?得看祖师爷是否赏你这碗饭吃。出生于1944年的姚焕然,就属于挺受“祖师爷”偏爱的类型。

　　他四五岁时就喜欢听古仔,并且颇有记忆力好、表达能力强的天赋。他经常霸着文化公园讲古坛的头排,全神贯注地听古。也许正是这份专注,让姚焕然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

　　16岁那年,姚焕然听完古仔,有个人过来问他:“喂,靓仔,你咁中意听古,你不如学讲古啦!”此人正是当时广州说书学会第二任会长胡千里,他可谓是老广眼中的讲古“大明星”。姚焕然有些受宠若惊,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参加了由广州市文化局和广州说书学会共同举办的考试。

　　“三个主考官中,一个胡千里,一个侯佩玉,还有一个文化局的干部。”姚焕然记得很清楚,自己当年讲的是《林冲风雪山神庙》。考官还会故意“刁难”考生。

　　“侯佩玉问我,楚霸王和赵子龙打,哪个更厉害?我说一个在汉之初,一个在汉吴三分,他们相差四五百年,怎么打?”从小听古的姚焕然没“中招”,不久就被通知录取了。

　　姚焕然说,当时只录取了两个人。另一个就是如今羊城著名的讲古人颜志图。他俩是广州目前仅存的两名“科班”出身的讲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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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得志 突遇风雨

　　上世纪60年代是粤语讲古“最好的时代”。广州文化局第一任局长华嘉说,肚子里吃不饱,这些说书人讲古能让人笑笑也好。听古成为老广贫苦年代中最快乐的事情。

　　此时的姚焕然,师从讲古名家侯佩玉。在结束三年学徒生涯之后,正式登台,刚一出道便小有成就。“不论经济、社会地位上,都要比同龄人好很多”。

　　当时的广州市说书学会隶属广州市文化局,说书人相当于公务员,加上华嘉非常重视讲古行业,于是讲古人待遇比较高。工资分三个等级,一级120元,二级105元,三级90元,而当时的正科级待遇为120元,普通工人月收入才三四十元。

　　当年不到20岁的姚焕然能够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赚到同龄人三倍的收入,改善家庭生活,非常快乐。

　　然而,“文革”风雨来袭,广州说书学会被强行解散,很多优秀艺人离开了赖以为生的讲古坛。“个个都五六十岁,给三个月工资,三百几蚊,就让你走人。”瞬间的人生落差,给年轻的姚焕然带来巨大的冲击,如今讲起,他的语气也满是愤慨。

　　随后,他和颜志图一起被文化局介绍到广标十六厂工作,从一个讲古新秀到一名生产螺丝的普通工人。“工作环境差、收入低,没办法,那时候人人都是这样。但也算有份工做,有碗饭吃。我就老实做工人,43年工龄呢。”

　　“文革”中的姚焕然很低调,讲古成为他压抑在心中不敢触碰的梦想。以至于结婚后,妻子都不知道他曾是一名讲古艺人。此后,为了抚养子女,人到中年的姚焕然坚守工作岗位,即使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他也没有动起重返讲古坛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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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操旧业 中年受挫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讲古终于得到了平反,市说书协会得以重组。然而,此时的说书协会脱离了行政事业单位性质,变成了市文联下的群众组织。“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认为讲古是‘大江东去’了”,姚焕然叹了口气。这意味着,说书艺人从专职变成了业余,不再有固定收入。此时,协会人数也从几十人一下子跌到十几人。

　　好在文化公园的讲古坛又渐渐热闹起来。80年代初,电视还未冲击人们的感观视听,到公园听古仔和通过收音机“听古送饭”,依然是老广州人主要的娱乐方式。毕竟还年轻,三十多岁的姚焕然也坐不住了,几乎每晚下班后随便扒两口饭,就骑着自行车去文化公园讲古,“那时身体好,一周上六天班,我有时讲7场,每场有9元钱的收入”。

　　80年代,成了姚焕然讲古生涯的“第二春”,“我一开声,下面就坐满观众了,蚊虫叮咬都不怕,下雨了,撑着伞继续听。”当时还流行一句俗语“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姚焕然告诉新快报记者,有一次,管理员迟到了没来开门,观众们把锁都给砸了,说“锁我来赔,你赶紧进去讲古”。

　　在广州文化公园业务部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谭达民对当年的讲古盛况也是记忆犹新。“当年有句俗语,‘锣鼓一响,黄金万两’,当时的文化公园文艺活动丰富,一毛钱一张的门票都能卖很多钱。每天早中晚各一场讲古,都有几百名市民来听。”

　　然而时间到了90年代,随着电视和网络的冲击,加上文化公园也改制成为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讲古境况又渐渐惨淡下来,来听古仔的市民越来越少,最终讲古坛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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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近古稀 开坛讲古

　　那些年,姚焕然又沉寂了下来。除了有时跟孙子讲古,再也没有拿起那些珍爱的话本。

　　直到2005年,文化公园为了保留传承广州传统艺术,讲古坛又再次恢复。谭达民第一时间就去寻找姚焕然。无奈,姚焕然没有手机,也和很多老友渐失联系,谭达民找了4年无果。

　　然而姚焕然和讲古的缘分注定还未结束。2009年,谭达民在文化公园偶遇姚焕然。虽然十多年未见,但两位老友四目相对,还是惊喜地认出了对方,“他那把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中气十足”,谭达民立刻邀请姚焕然“重出江湖”,开坛讲古。

　　于是,65岁的姚焕然又重新捡起那些年轻时心爱的话本,每天花上几个小时做准备功课。“年轻的时候,我一般开讲前看一两个小时,现在要提前一晚做准备,倒不是记忆力差了,而是更加珍惜又能讲古的机会,来之不易啊。”



　　虽然姚焕然深爱讲古,但是他从未收过徒弟。原因之一是,现在的年轻人对讲古这项传统文化兴趣不大,条件好的也实在难找。每次讲古,台下稀疏坐着20多名听众,且都是白头老人。年轻人偶尔进来听两句就开始玩手机,然后走了。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姚焕然认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单靠讲古很难成家立业,“讲古难揾食,赚不到大钱,这不是误人前程嘛”。

　　老友谭达民也时常劝说姚焕然,你年龄大了,留下一身好“武艺”,还是收个弟子吧。姚焕然总是笑着慢慢说:“咁就,且听下回分解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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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