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令人激昂的日子 姚力文

来源：人民网

我家曾是书香门第

我的生日颇有一点意思，生于农历寅年寅月寅日。后来对照万年历一查，是1926年4月26日，山东济南一个败落中的书香门第添了我这一丁。姚力文，1944年10月于山东莘县观城镇我小时候对家族历史没有意识，不闻不问，大概和我童年时家庭遭遇许多不幸有关。

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原籍在山东巨野县，父辈迁居到金乡县城关镇。我的曾祖父和他的侄子都是清朝翰林，在家乡传为佳话。曾祖父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后来经李鸿章保举，到河务道任职，也就是管理黄河的。晚清黄河失修，曾祖父到职不太久，黄河决口了，那可是犯下死罪。还是经过李鸿章力保，留下性命，但从此家境日渐败落。曾祖父写过一篇《窝窝赋》，说明他又穷又有文化。我幼年的时候家里还生活着一个伺候过曾祖父的义仆，70多岁了，我一个小娃娃居然叫他“大哥”。

继母教我坚强

我1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虚岁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在继母抚育下长大。到我记事的时候，记的都是在家乡鲁西南金乡县的事了，还依稀记得家中正屋里挂着李鸿章亲笔写的对联。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奇怪地问人家，我怎么有两个姥姥呢，别人家都只有一个呀？

我4岁的时候继母进了门，没过两年父亲就去世了，继母哭得很惨，痛苦的样子我不愿意回忆。

我有一个哥哥姚一仕，比我大14岁，在乡村讲习所教书。我原名姚一鹤，和继母相依为命。当时家里还有60多亩土地，由亲 戚代管。我的两个外祖父家都是金乡县望族，彼此还是金兰之交。总之，我这个大家族是当地的乡绅之家，世代耕读。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的表兄弟姐妹中有十几人参加了革命，有几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了高级干部。

继母待我很好，她很有个性也很坚强。我小时候，她不断教育我，要有骨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还有孟子的3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要我牢牢记在心里。

我小时得过3次大病，疟疾、伤寒、天花，都挺过来了。

9岁考中学

我6岁上小学，在一年级两个学期里把4年初小的课都上完了，7岁上了高小，到1935年9岁的时候小学毕业。我年少时喜欢数学，小学那点算数在我看来都很容易。9岁那年我来到济宁，报考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还因为数学考得好，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了。面试的时候老师看我那么小，直问我：“晚上尿床不尿床？”

当时，家里人都觉得我年龄太小，不应该离家去济宁上学。特别是我有一个舅舅，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懂教育的人，他反对我过早离家上中学，特别坚决。再加上那年闹水灾，家庭经济吃紧，我也就放弃了去济宁求学的念头。

回家以后，我在私塾旁听过一段讲学，还到一个私立学校上了一段学。1937年夏天我到了省城，打算报考济南一中。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我没有考试就回了家。

全家主张抗战

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全家人都主张抗战。哥哥姚一仕是金乡县第一任抗日救国动员会负责人，后来去了敌后根据地临沂。抗战中的“湖西肃托”错误地影响到了他。他是民主人士，又返回冀鲁豫边区湖西军区抗日民主中学教学了。建国以后，他担任过秦皇岛一中的校长。

我还有一位表哥杨一辰，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回到湖西中学教书。刘少奇回延安的时候路过湖西，解决了杨一辰的组织关系问题，后来他担任华东野战军民运部长。建国后他是第一任国家农产品采购部长，后任商业部长、青海省副省长。“文革”后担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

侵华日军很快占领了济南。那段时间我总是跟着继母逃难，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失学中，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大名著，还有许多武侠小说，都在这段时间里读的。

15岁“入伍”

到了1941年，我有一个姑姑原住金乡县城南一个村里，是一个开明人士，动员大约100多青年进了湖西抗日民主中学，我也是这位姑姑的动员对象，决心要去那里上学，其实就是参加革命了。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继母为我订了婚。我坚决不同意，说现在兵荒马乱正打仗，怎么能结婚呢？她急于要我结婚，我就一心要抗婚。加上一些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我决心离家投身革命。

1941年8月，15岁的我来到抗日民主中学，就算“入伍”了。学校其实是抗日青年干部短训班，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还要学习基础军事知识，也学习语文、地理、历史等。教材一部分是从延安传来的，大量的还是自编教材，学校教员中有很多优秀老师，有的来自像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和指导员都是从延安过来的。

当时多数同学都想学习结束后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仗，唯独我还做着科学梦。因为我特别喜欢数学，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最好有机会到延安去，进延安自然科学院学物理学数学，我发觉凡属文科的东西，比如语文、音乐、美术，自己的成绩都不算好。

一篇文章引我到报社

1942年底，日军对鲁西发动了“梳篦式”大扫荡。这次扫荡规模大，时间持续长，迫使我的学校转移到了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区活动。

这次大扫荡中发生了“吕楼惨案”。日军在扫荡中将百余名抗日民众包围在吕楼村，其中有几位是中共干部。日军强迫被俘的农民供出人群中的抗日干部，这些淳朴的农民没有一个吐露实情。疯狂的日军将被俘民众推进一间民房，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大火燃烧后，屋内民众暴动，极个别人逃脱，将吕楼惨案的故事传播出来。

当时我刚刚毕业，刚刚入党，听到吕楼的故事非常激动，一挥而就写成一篇文章《凄厉的吼声》，记述了吕楼惨案，于1943年10月发表在边区出版的文学杂志《平原文艺》上。

恰好，有一个从延安回到山东老家来工作的干部读了这篇文章，受到感动，想看看这是谁写的。当时我已经到鲁西南专属当文教科员，接着到直属抗日高小当老师。这位干部找到了我，非常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他接着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报社，或是到文艺单位去工作？我说，这事我可没考虑，我听从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到哪就到哪。

这位干部老乡走后不久，我被调到冀鲁豫行署办的文工团，一两个月后，就到了冀鲁豫日报社，因为这时《冀鲁豫日报》要从石印改铅印，需要增加人员，我和同一个文工团的战友陈勇进、丁曼3人一起，在1944年8月到了《冀鲁豫日报》。

在离开文工团前往报社报到的路上，我想，报社是个有文化的地方，可是我的文化太低了，我要努力学习文化，那就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吧。于是，我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力文”。

就这样，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此干上了新闻工作，也就不再想学物理学数学当科学家工程师的事情了。

从《冀鲁豫日报》到《人民日报》

《冀鲁豫日报》是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8月1日由鲁西党委创办的根据地党报，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陈沂担任过社长，报社集中了一批新闻人才。

当时，我对新闻写作可以说什么都不知道。1945年5月27日，在冀鲁豫边区青丰县举行了边区军民庆祝欧洲战争结束的万人祝捷大会，报社安排我去写报道。出发前，我问报道科长该怎么写这篇消息？科长对我说：“你就比着葫芦画瓢吧。”意思是先看看别人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然后照着写就是了。

我赶紧看了一些报上的战斗报道，就出去采访了。由于没有多少框子，我的语言是朴素的，也比较口语化。这篇报道写得很顺利，登在很好的版面位置上。

当时我在报社社会服务组，主要是为通讯员服务，我算是赶着鸭子上架，其实是赶上了好机会的。

我的主要报道内容是土改，于是笨鸟先飞，出发前认真准备，向老同志请教。文化低怎么办？我注意记录农民、战士的语言，看到描写好风景的词汇，就抄下来留着，细细体会。还有，就是先把稿子写出来，再看看，不断地改写。我每次完成报道任务都觉得艰难，是在边学边干中逐步适应工作需要的。

1948年春天，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合并成华北解放区，随着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撤销，我们冀鲁豫分局也撤销了。这年秋天，《冀鲁豫日报》停刊，大部分同事调往新成立的“平原省”，一部分调往天津；还有一部分人，其中有我，有鲁西良、陈勇进、秦光军、中流（她好像原姓张，是清朝末代状元或翰林的女儿）等调进人民日报。

大约在1948年9月中下旬，我们这批来自冀鲁豫的新闻战士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县里庄，向人民日报报到。

我们来到里庄的第二天，已经是10月里了，正赶上组织学习中央领导人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因为这时参加记者团学习的同事们刚从西柏坡回来，社领导张磐石、安岗乘热打铁，立即向我们传达学习内容。

这次，我学习得很认真，这也是我第一次聆听党中央领导人或是新闻工作领导人的讲话，其中刘少奇的讲话，还有彭真、陈伯达、胡乔木的讲话印象都极为深刻，听了以后有心胸豁然开朗的感觉。

刘少奇的讲话，使我们这些记者从过去比较局部的思考上升到了全局战略角度来观察和考虑问题。后来，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编入了《刘少奇选集》，是刘少奇最重要的文稿之一。现在回顾起来，这是刘少奇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的讲话，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实际上已经不局限于记者工作，对党的全局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当时我就感觉到，刘少奇的讲话特别强调了服务于人民的观念，这使我从事新闻工作更有信心了。记得当时传达中还有他很生动的一个比喻，刘少奇说：“你们现在还没有上路，好像一个豆芽，但是以后要生根、发芽，成长起来，所以现在就要学习好。”

来到人民日报，我果然感觉到党中央机关报的新气象，这里有活泼的民主空气，有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出我们党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时那种欣欣向荣的形象。

来到人民日报感觉真好

那时，我们的《人民日报》的报道比较全面，主基调当然是报道我们取得的一个接一个胜利，但是对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那些负面的东西，也有比较充分的报道。记得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田流关于“棉花事件”的报道就打响了，他通过河北棉花丰收后要抓好流通这件事，说明了要使农民有个好收成至关重要。

还有从晋察冀日报来的李冀，写了关于“庞家堡事件”的报道，也是很引人瞩目的。后来他到西北采访写了一些稿件，当地领导人有不同看法，我们报社的领导很注意保护记者，使得批评不良倾向的报道伸张了正气。

我到人民日报报到后不久，在农村编辑部的时间很短，被频频派出采访。平津战役开始后，我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采访，走的时候把简单的行李交给了报社的同事。我的第一站是晋东南潞城，然后到了黎城、长治、平顺。

在平顺县，我采访了崭露头脚的李顺达，他已经是太行山头号劳模。我写李顺达时选了一个新角度，因为我觉得他的家庭氛围好，母亲有民主作风，把家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于是我写了一篇《民主之家》。记得我还写报道，提出了平顺县开展春耕热潮不够平衡，有的干部存在工作瞎指挥，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

等我完成了这一次采访要回编辑部的时候，张磐石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搬到北平去了。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开国大典之后的10月里。我编入了记者部，主任是李庄。李庄很勤奋，而且谦虚谨慎。刚刚成立的记者部人很多，我们拍了一张大合影，主任李庄却站在最后一排。

来到人民日报，自然结识了社长张磐石。这位“老磐石”批评起人来还是很厉害的。但我理解，那有许多是老大哥对年轻人的爱护，他是期望你健康成长。他批评归批评，使用归使用，使得人民日报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很快成长起来。

安岗副社长年轻而且智慧，办法多，效率高。他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也很关心人。有一回我在会上向他提出了什么意见，事后想来并不妥当，但是他笑一笑就过去了。

记者部成立后不久，我被派往西北采访。领导交代任务的时候特意说，你去看看范长江当年走过的路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建国之初，报社对我们这批年轻干部很注意培养，希望我们加快进步。记得建国后不久，总编辑邓拓找我谈话，说现在人民日报还没有自己的驻莫斯科记者，是不是你去呀？有什么意见？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谢绝了。我说自己没有什么俄文基础，如果我去了你还得找一个人当翻译，要两个人才行。要是你找一个会俄文的，去一个人就行了。邓拓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又过了不久，苏共中央向我们提出，可以由人民日报向苏联派出两人学习，一人去联共布党校，另一个去莫斯科大学学习。我被选上去联共布党校。后来这件事变了，两人都没有去成。

那时候，整个报社欣欣向荣，党内在相互之间都称“同志”而不称职务，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岁月。

（姚力文口述钱江2012年2月整理）

姚力文简历：1926年4月生于山东省金乡县城。1941年参加革命，任湖西专员公署文教科科员。1943年入党。1944年9月调冀鲁豫日报，任编辑、记者、编辑组长；1948年10月调华北《人民日报》任记者。1958年5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综合组研究员，次年5月，任刘少奇秘书。1977年8月，调回人民日报，任农村部副主任、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86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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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