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壮烈殉国的教授第一人——姚名达

姚名达，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姚名达教授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更可贵的是他的忠贞爱国、崇高的民族气节。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抛弃安稳优越的教授生活，离别心爱的幼小儿女，放下他珍爱的史学研究工作，走出书斋，戎马前驱，以自己年轻的生名，报效国家，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
姚名达，1905年3月23日生于江西兴国县潋江镇西门坑的一个书香家庭。父姚璜为前清秀才，做过中小学教员和行署、县政府的秘书、科长。母徐才琳，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但有几百部古书。姚名达6岁，父亲便开始教他识字读书，8岁入私塾就学，其记忆力强，生性又较聪敏，故进益甚大。10岁，从父亲读书兴国达德学堂，课余爱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当他追求史籍真实，即转向史学。时得父亲新买《纲鉴易知录》，他精读之下，深切了解到书中陈义的浅薄，褒贬的失当，搜罗不广，考证不精，对于错误地方，他随时加以眉批，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家中所藏历史书，他都拿出来一一比照校勘，竟发现年代不同、史实差异的地方很多，不知谁是谁非?心中发生许多疑问。后来姚名达从事编著《史学家年谱》、《史学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即是由于这个时候疑问心情冲动的结果。除去喜读历史书籍外，他还爱好钻研地理古籍。每当阅读余暇，还喜自绘中外地图，研究山川形势，设想新社会的改革与建设。又设想战争的爆发，何处宜攻?何处宜守?假借兵马，驰骋图上，作战斗游戏。举凡通都，僻壤的地名，心中无不熟悉。
姚名达在达德学堂毕业后，于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见闻益广，成绩斐然，越5年毕业。因家境清贫，父命辍读学医，使可自立谋生，且能济世。姚名达虽勉强从命，但内心实感郁郁不乐。不久，毅然放弃学医至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
1925年2月，清华大学为了专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招收大学毕业或“经、史、小学有根底”的研究生。姚名达闻讯，欣然应考说：“这才真正是我的志愿!”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38人，除姚名达外，还有王力、刘盼燧、刘节、高亨、谢国祯、吴其昌、周传儒、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后来这些人在中国史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成就和贡献。
姚名达进入清华研究院后，拜梁启超为导师。梁启超见他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十分喜爱。姚名达对梁启超亦极爱戴，师生情谊至深且厚。并拟师生通力合作，共撰一部《中国文化史》。姚名达自己所研究的《中国史学史》专题，内容极为广泛，要成颇非易事。于是在专题之内，又先开始从事《章实斋的史学》的研究，对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进行订补，是为姚名达后来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张本。为了更深入了解章实斋（即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渊源，又撰写《邵念鲁年谱》、《朱筠年潜》以进行探索。
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一年应行毕业，授予证书。但姚名达不忍离开导师梁启超，更不愿抛弃自己的专题研究，自愿留院继续从事研究。于是改编刘翰怡所刻《章氏遗书》，且考出有年、月的章氏著作达一半以上，编为《章实斋先生著作年表》。此项工作仅费时月余，采用新的分类方法，题为《章氏遗著》，以示与原书有所区别。梁启超见后，大加赞赏，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以广流传。但姚名达自感仍有未妥之处，不欲草草问世。是时姚名达学问欲正盛，著述计划十分宏大，竟拟撰写《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及《史法学丛书》21种。
1928年春，姚名达虽因导师王维国去世，梁启超因病离校感到问学无津，但他仍坚持居住清华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先后写成《章实斋年谱补正》、《章实斋著述考》。6月，姚名达肄业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又已3年期满。两月后南下，远渡东海，浪游两浙，访求《章氏遗书》钞本及有关史料。阅读《章氏宗谱》，摄得章学诚夫妇遗像。在上海与胡适谈及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事。遂以第二次所撰《章实斋年谱补正》为蓝本，将增补的史料插入原文，与胡适所撰的原谱合为一书。书前还应胡适的请求写了一篇长序，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甚得史学界的好评。此外姚名达还写成《成吉思汗》、《郑和》、《中国文化小史》3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
1929年1月19日，姚名达导师梁启超病逝。姚名达深感悲恸，无法再留清华研究院，遂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就任编辑兼特约撰述，携家人移居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有东方图书馆，藏有许多善本古籍。姚名达除办公时间外，每天清晨、午夜，仍继续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遍读馆中所藏新书和古籍。
商务印书馆编泽所总编纂王云五，分编纂何炳松、姚名达、段育华、高卓等12人决定编印《万有文库》第一集1000种，分订2000册，除收入古籍外，约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文稿，姚名达亦为撰《目录学》。
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炮火将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姚名达所著的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念鲁）、朱筠、章学诚诸家年谱，因备排印，藏于编译所铁箱中，大多被焚。姚名达寓所及自号书房“史斋”亦遭炸毁，所撰《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稿，他多年来为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所摘录的资料卡片10余万张，和几万卷珍贵史籍，亦罹大难，片纸无存。东方图书馆所藏100多万卷古籍和善本书，亦同时遭受焚毁，给姚名达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带来很大的困难。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他愤慨地说：“日寇要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就应该更努力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并坚定地对同仁们说：“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炸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当时姚名达兼教于复旦大学，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亲率复旦大学学生积极宣传抗战，劝募物品。每日用汽车将所募得的罐头、日用品等，运往前线劳军，帮助校方组织“复旦大学义勇队”，承担运输等支前工作，从而使前方军心大振。
沪战结束后，姚名达又重新购置图籍数千卷，庋藏于自己的“新史斋”中。同时振笔疾书，补苴《刘宗周年谱》，重撰《目录学》。姚名达参与编纂的《万有文库》，得到大量印行。此后，姚名达创办女子书店，专事编印《女子月刊》和《女子文库》，以尊重女子权利、提高女子地位为职志。
1936年7月，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派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凤子来主编《女子月刊》，姚名达十分欢迎，将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凤子。同时，宴请大批教授和文学家，姚名达向客人说明了创办《女子月刊》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主编凤子与大家见面。
当时姚名达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极为活跃。1935年5月，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1月，又与上海3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姚名达此时还接受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约请，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重撰《中国目录学史》一书。每趁课暇，奔走京、沪、杭各大图书馆，博访精考史料。后竟自上海移家杭州，专事查阅浙江图书馆的藏书，后来连复旦大学教职也辞去了，遂致全家生活十分困难，瓶粟屡空，他毫不顾，专事著述，这是他第三次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历时8个月，始克成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燃起卢沟桥事变的战火，不久，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姚名达不得不忍痛抛弃女子书店的文化事业，奉母亲，携妻女，回到江西，先后居住兴国、赣州、武宁等地，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撰写《史官制史》、《史观史》、《作史方法史》、《史书体例史》、《史学的起源》、《佛家史学史》诸书。这期间，他以更大的爱国激情和更多的精力认真研究、分析抗战的形势，适时地写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以唤醒民众奋起抗战。如《江西的潜在力》、《论德日会师印度不可能》、《不平凡的1940年》、《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等。
1940年9月，江西的国立中正大学，于泰和杏岭正式招生上课，第一任校长胡先博士闻姚名达对史学有高深的造诣，遂聘为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兼导师，为学生讲授《国史综析》（即《中国通史》）。
1942年6月10日，姚名达联合同学数人发起组织抗日服务团。大学生们在他浩然正气的感召下，纷起响应。并得校长胡先鼎力赞助，遂定名为“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名达被推为团长。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即分头进行工作，对外尽量扩大宣传，期能将战地服务运动传播于各学校，以收到激励士气之效，对内立即实施救护训练、歌咏练习、戏剧排演，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并向各方募集了团员使用的军服、背包、干粮袋、军用地图等战地应用物品和慰劳、救护前方将士用的23000余元捐款与大量慰劳品。14日，准备就绪，举行授旗及团员宣誓仪式。22日，姚名达率领全体团员全副戎装，乘火轮出发抵吉安。吉安各界联合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致词的有王造时、彭文应、许啸天等知名人士。姚名达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必须克尽自己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中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说得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又在新余、峡江、新淦发动知识青年分别组成3个青年战地服务团。沿途采用街头演讲、家庭访问、书写标语，出版壁报、绘制漫画及高唱歌曲、表演话剧等方式宣传军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姚名达还针对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大学生“乃国家砥柱，应千万珍重，负建国重任”，不应在前线作无谓的牺牲等错误言论，激愤批驳说：“我们以为现在能致力抗战的人，将来方能胜任建国的大任，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将来决不能担任建国的重任。” 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对抗日的忠勇将士，除物质鼓励外，还给予精神慰问，以鼓舞士气，计慰问一三七后方医院、五十八军第一、二、三野战医院，九O兵站医院、一O九兵站医院等伤病将士3000余人，为负伤将土代写书信300余封，还关心难民痛苦，慰问难民5000余人，赠送樟树难民每人1两食盐等。救护，是战地服务团的中心工作。他们为前方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伤病兵3000余人，难民1000余人，尤以战地服务团自制的疟疾膏药效果最好，以药到病除之功效“蜚声赣江中游”。战地服务团每深入一地，便将前方消息迅速报道，他们将耳闻目睹的感人事迹写成文章，刊载于江西《民国日报》，并先后出版了5期《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在姚名达的率领下，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战地服务工作。
7月初，日本军竹围师团和大贺师团的混合部队5万余人已占据着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在中国抗日驻军的东西形成一道半园形的包围圈。5日下午，形势非常危急。军长命令：“战地服务团即时向樟树撤退，连夜行军。”姚名达团长立刻代表大家向军部表示：“我们不怕死！”“我们不后退！”“我们要上前线！”军长见他们意志坚强，就派他们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随部队共同进退。
这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5周年纪念日。傍晚，姚名达率领部分团员到达新淦石口村。晚上情况突变，100多日本兵由永泰窜到距新淦县城15华里的石口村，把战地服务团团员围困住。打破前后门，冲进4个日本兵，用枪逼住姚名达。姚名达抓住1个日本兵，与之徒手搏斗。团员吴昌达、郑唯龙也奋力相助，卡紧日本兵的咽喉，日本兵发出了几声惨叫，便死去了。姚名达夺得死去日本兵的枪跳起来喊道：“会开枪的同我来！”吴昌达紧跟在背后。“砰！砰!”其余3名日本兵开枪了，吴昌达倒在血泊中。姚名达直往楼上跑，郑唯龙紧跟了去，正准备举枪对射，日本兵对准姚名达开了一枪，姚名达中弹倒地。同时，郑唯龙也被日本兵反绑了起来。姚名达还在血泊中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凶狠残暴的日本兵急跑过去，用刺刀对准姚名达和吴昌达的胸口猛刺下去，两位抗日英雄——37岁的教授姚名达和年仅24岁的大学生吴昌达，就这样为祖国、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姚名达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壮烈殉国的大学教授。
姚名达的一生，是著述的一生，是锐意进取的—生。他无日不与典籍为伍，无日不与著述为生，春秋方盛而著述宏富。姚名达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他不仅用笔谴责侵略者，表达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他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效命疆场，实现了自己“书生报国今其时”的诺言。
1942年的仲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各机关单位，各群众团体，各学校师生，为国立中正大学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姚名达的壮烈牺牲，举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其持续时间之久，参加人数之多，祭奠场面之大及悼念文稿之多均属罕见。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江西《民国日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等报刊都分别以新闻简报、唁慰电文、悼念特辑等形式纷纷报道祭奠场面。广大民众为姚名达教授的殉国而痛惜，也为姚名达教授的壮举而骄傲。
作者：周红兵

姚名达：唯一为抗战殉国的教授

姚名达教授（资料图）

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一位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的代表作《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等，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他本人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三年，参与了《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二集的编纂工作。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对这位本馆走出的抗战教授鲜有述及。这里笔者主要根据王咨臣先生编著的《姚名达年谱》（稿本）提供的线索，简单勾勒这位抗战教授结缘商务印书馆的历程。

　　“年谱”的作者王咨臣先生，是姚名达在中正大学的同事，曾在他指导下从事目录学和历史学研究工作。为纪念姚先生，王咨臣先生编纂了一本《姚名达年谱》，于20世纪80年代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过世后，《姚名达年谱》便无人问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编辑将此稿转给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帮助联系出版。笔者从王春瑜先生处借到此稿，得以先睹为快。

　　姚名达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源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实斋年谱》。1925年，尚在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读书的姚名达购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章实斋年谱》，精读之后，对章学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名达听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何炳松关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演讲。受何炳松演讲的感染，青年姚名达坚定了研究《文史通义》的决心。对章学诚的关注，促成了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接下来的不解之缘。

　　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招生，可以用“经史小学有根底的同等学力报考”。国学功底深厚的姚名达闻讯欣然应考，一举得中，成为清华国学院第一批38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梁启超为导师。清华国学院其他导师上课多在家中，唯独梁启超是在办公室给学生上课。姚名达第一次谒见导师时，梁启超见他在同学中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十分喜爱，问他的志趣如何？姚名达答道：“愿下极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非待是书成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对姚名达的回答极为满意，有“后生可畏”之感，尝与姚名达书曰：“余之所以愧为师者，亦惟增一日之长耳！”

　　1925年10月，姚名达开始作“中国史学史”专题，因感到内容极为广泛，于是在专题之内，以“章实斋的史学”为入口。1926年，姚名达在北平第一次见到胡适。他问胡适：“言补订《章实斋先生年谱》，得史料甚多而尚未加整理之功，将如何推进它呢？”胡适答道：“请你拿一本《年谱》，把它补好了以后，再寄给我。”姚名达欣然领命，然当时适逢胡适有赴欧洲远游的计划，归期未定，《章实斋年谱》的补订工作未能立即展开。

　　1926年7月，清华国学院放暑假，姚名达回到江西老家，受其父姚舜生的提示，姚名达拟采用新分类方法，将《章氏遗书》进行改编，后附批评或记述章氏的文章。既可使读者于章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又可使过去各种版本编次不甚妥当之处都可以得到改进。按照这个计划，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应附于《章氏遗书》卷末。但据《姚名达年谱》载，这个编辑计划，“因版权关系，未能如愿”。《姚名达年谱》并未说明姚名达是否就改编《章氏遗书》需要收录胡适的《章实斋年谱》直接与商务印书馆联系版权事宜。1926年7月，胡适已开始出游欧洲，姚名达与他谈版权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姚名达曾与商务印书馆就改编《章氏遗书》收录胡适《章实斋年谱》进行过沟通，这可能是他与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这种可能有待于有新的材料发现予以支持。因无法取得胡适《章实斋年谱》版权，姚名达用一个暑假的功夫，另撰一种新的《章实斋年谱》附于书后。这是姚名达第一次所撰写的《章实斋先生年谱》。

　　1926年7月，按照清华国学院的规定，姚名达应该毕业了，但他不愿意离开导师梁启超，更不愿意抛弃自己的学业。他说：“我们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在能求进不已，有什么毕业不毕业呢？我于毕业以后，仍拟继续留院从事研究工作三年。”1926年9月，姚名达返回清华继续从事章学诚史学研究。为了彻底研究章实斋史学，姚名达着手对刘翰怡所刻的《章氏遗书》进行改编。费时月余，姚名达考出章学诚著作有年、月时间可考的差不多达一半以上。全部改编完成后，题为“章氏遗书”。是书，因为采用新颖的方法进行改编，梁启超读后，十分赞赏，当时即提议由他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以广流传。但姚名达认为该书尚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不欲草草问世，并未遵师嘱将《章氏遗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姚名达第一次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

　　在随后的时间中，姚名达继续从事章学诚史学研究。1927年2月，姚名达将其所改编的《章氏遗书》改名为《章实斋遗著》，与《章实斋先生著作年表》一并送导师梁启超审阅。梁启超读后，很高兴，问姚名达说：“就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好吗？”姚名达答道：“且须稍待时日，因《文史通义》最重要的几篇还不知道是什么年月所撰写的。”因追求完备，姚名达再次未遵师嘱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姚名达第二次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

　　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这是其第三次毕业。毕业后，姚名达仍然留在国学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并为梁启超整理史籍。1928年6月下旬，梁启超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一切职务，回天津养病。1929年3月5日，姚名达自北平启程，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就任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关于姚名达离开清华国学院赴商务印书馆之邀，《姚名达年谱》如是记载：“先是，名达既在清华研究院三次毕业，今研究院国学门又复撤销停办，遂不得不有离研究院他去的计划。当时江西许多中学闻讯，争相求聘，皆婉言谢绝道：‘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闻讯，认为其志可嘉，遂推荐聘为编撰。名达亦欣然应聘。名达既任编译所编辑，于是得以遍读馆中新印社会科学各书及东方图书馆馆藏古籍，至感快慰。”至此，姚名达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成为商务印书馆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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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姚 波

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